家政“国标”实施三月落地仍存障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人们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量日渐增强。
为进一步规范家政服务市场，国家标准委于2015年7月6日发布《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和《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两项国家标准，对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和家政服务机构划分进行规范与界定。两项“国标”于2016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家政服务行业“服务无标准、评级不规范”的现象一直饱受诟病，此次“国标”实施能否改善评级无序的状况，实施三个月以来的落地效果又如何？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门店、致电咨询以及网络检索等方式进行了调查。
“国标”阳光能否照进现实？
根据《规范》，母婴生活护理员，也就是俗称的“月嫂”应为18~55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并具备相应的服务技能。其中，母婴生活护理服务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和金牌级六个等级。
《规范》对不同等级“月嫂”应具备的技能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以“金牌月嫂”为例：需在从事过五星级母婴生活护理服务基础上，通过相应培训并合格，取得高级家政服务员、高级育婴师、中级营养配餐员资格证书（或同等级的相关资格证书），具备48个月以上的母婴生活护理服务工作经历，至少累计48个月客户满意无投诉，并在产妇护理和婴儿护理等方面具备相应技能。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中小型家政公司仍在延续此前“各自为战”、“公司说了算”的评级标准，“皇冠月嫂”、“首席月嫂”、“明星月嫂”等头衔在技能经验、从业年限、所持证书、客户反馈等具体考量指标上与“国标”并不统一，多数“金牌月嫂”难以达到持有“三证”的“国标”要求。
记者检索资料发现，一些省份已经有关于家政服务业地方标准和规范出台，而很多家政公司、培训机构、行业协会也制定了各自的标准。“不同标准间存在重复，各自为政”。业内人士王剑辉告诉记者，“规范化、标准化是家政服务业的发展方向，但是家政服务个性化的东西太多，需要根据不同类别细分，规范难度较大。”
“简单的如，小时工的抹布怎么叠放、如何使用；复杂的如，‘月嫂’对产妇的恶露护理，16根棉签如何使用，仅产褥垫的动作就有20多个。”专门进行家政服务培训的北京管家帮培训学校校长曾丽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家政服务行业技术含量很高，操作流程和标准的规范化却难以规范。
人才来源与素质成重要瓶颈
家政服务“国标”制定后对从业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国标”落地难与人才来源和素质存在很大关系。事实上，人才来源已经成为制约家政行业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瓶颈。
根据教育部等9部门于2014年7月3日公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我国将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鼓励引导高校设置养老服务相关本科专业。我国已相继有20余所中等专科学校和近30所高等职业学院开设了家政专业。
然而曾丽告诉记者，目前很少有家政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愿意从事一线工作。她回忆说，此前曾与一所女子学校的家政专业师生合作，实习结束后，40多名学生只有3人选择留下，而且都是从事管理工作，并不愿意进入家庭服务。曾丽透露，目前家政服务业管理层中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并有相关从业经验的人很少。
“能达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曾丽说，目前家政服务行业从业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学习能力较弱。北京市家政服务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保姆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92%，大部分来自农村。曾丽坦言，现实中能够考取“三证”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于是为了达到标准，相应的假证服务悄然兴起。
记者在淘宝网上检索发现，《规范》提及的“金牌月嫂”“三证”，均能找到相关卖家。其中，高级家政服务员证书，售价1000元，3~6个月出证；高级育婴师证书，售价1700元，4个月出证；中级营养员证书，售价850元，一个半月出证。
“职业化才能规范化”
根据《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家服机构或家服人员应当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而在当前的家政服务市场，雇主、家政公司和家政人员间的关系模式仍不规范，很多属于中介模式和自主对接模式。资料显示，其实际签订合同率不足5成，且多数中小型家政公司与服务员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非三方合同。
“不改变家政服务人员社会地位低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服务质量，稳定家政服务人员队伍。”长期从事家庭服务业研究的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告诉记者，家政服务行业从业者缺少立法层面的保护，应制定家政服务行业的特殊劳动保护标准。
比如，建立家政服务行业特殊的工时标准，保障从业者休息休假的基本权利；建立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予以保障；设立工伤险等等，“这样才能让这个行业吸引年轻人”。刘明辉认为，目前家政服务行业年轻人断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职业认可度不高。“家服行业要先职业化，才能规范化，要通过立法倡导公众观念的转变。”
“哪怕少给我钱，也别给我脸色。”刘明辉向记者介绍，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家政服务人员即使工资涨了也不愿意干，就是因为雇主家庭缺少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建立和谐的雇佣关系、先进的家政文化，仍然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引导。”刘明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