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城市”与“边缘”的“她们” ——转型社会中进城家政女工生存境遇研考

摘要：中国的家政服务业进入市场运营已近20年。然而，被誉为阳光产业的家政行业始终困陷于劳务人员短缺的“瓶颈”，“保姆荒”已荒了10数年。长期以来，城市并未认真看待“进城家政女工”承受的“行业非正规化”带来的劳务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的市场立场对弱势者不公、市场话语一直压抑并创伤着从业者心理等问题。而且，今天家政服务的雇佣关系中，仍然残存着许多等级制度的陈陋旧习。只有“处于失语状态的保姆们”的劳动价值、劳动地位得到充分的尊重，制约她们发展的问题一一解决，雇佣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谋求整合，家政服务的劳动岗位才可能对求职者产生“磁力”，家政服务业也才可能最终度过“荒情”，名符其实地成为益国益民的“阳光产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家政业就开始了市场运营。不过，被人们誉为阳光产业的家政业始终没能发展成熟，没能突破劳务人员短缺的“瓶颈”，“保姆荒”已经荒了10数年。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的家政供需失衡还在加剧：2004年，上海和广州的需求缺口各约10万，深圳和北京各约6万；到2005年，上海的需求缺口飚升至60万，深圳上升到30万，北京增至10万，广州仍有6万①；到了2006年，北京、深圳仅新春一季需求缺口已达到10万，上海全年又新增了25万，广州新增需求也升至7万，[1]全国的保姆市场形成了约达5000万之巨的劳务缺口。起初，市场对“服务”的“需求”曾使人们欢欣鼓舞。因为，需求即机遇，意味着家务劳动社会化时代的到来和家政业可能创造的消费契机。而且，“保姆荒”又恰逢“民工潮”：正当城市为“脱荒”感到烦恼的时候，农村又正好闲置着数千万需要向城市转移的女性剩余劳动力。于是，在一些经济相对滞后的内陆大省，政府和一些民营企业开始联手开发人力资源——到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组织妇女进行家政服务的技能培训②。然而，各省以“家政服务”为岗位目标的劳务输出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保姆荒”让一些省份在尝试开发人力资本市场时其“投入”与“产出”远远不能相抵与平衡——庞大的培训规模与少得不成比例的输出结果。

　　农村女性的劳务输出始终没能如城市预期的，成为补充城镇家政劳务空缺的目标群体。今天，在中国的1.2亿农民工中，女性约占30％，达到了3600万的人口规模。[2] 然而，即便在女性民工最多的四川省，其624万女性民工中，进入家政行业的还不到10％，反之，仅流向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女工则达到了364万（占58％），她们大多选择了工作环境差、不签订劳动合同、薪金低、加班加点、其人身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工场。[3] 近年来的一些调查也显示：新近进城的年轻女性（16～20岁），80％选择了在“血汗工厂”枯燥、单调、繁忙的流水线上效力；余下的20％则流进了城市的服务业，其中，进入餐饮、理发、洗浴、住宿等休闲娱乐行业的几乎占了全数。今天，“保姆”已不再是谋求职业的农村女孩进城后的选择。

　　一、“城”中的“他者”和“家”中的“外人”

　　其实，中国城镇现有的1500万家政女工中，半数以上为外来打工者③。可以说，是进城家政女工支撑着中国家政行业的半壁江山。然而，在家政业发展的近20年中，由于行业非正规化自身的缺陷，进城家政女工一直被排除在劳动权益的保障之外，蒙受着牺牲和损失。而且，种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化、制度化话语始终把强调服务质量和优化行业水平作为宗旨、目标，极少过问从业者的状况、境遇，避开了家政服务过程中令劳动者“寒心”的诸多问题。

　　一些研究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家政服务的雇佣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情形：1.雇主与从业者建立了“亲情互动”的“依赖”关系的（约占10％）。即：雇主资助年轻的保姆完成“继续”教育、留给年长的保姆养老金、为保姆的子女支付学费、为保姆病弱的亲属捐钱捐物等，而且，如此予保姆亲情和温暖的均不再是“孤例”；同样，家政服务员中也不乏处处为雇主着想，实实在在为雇主担当，被雇主视为亲人去依赖的好保姆。2.雇佣关系更倾向于“理性”性质的（约占80％）。即：“雇主为了留住好保姆”开始关心和尊重服务人员，“保姆为了留在好人家”也更加积极主动地工作，雇佣双方在“同构”的“合作”氛围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基于对对方的需要，双方自行化解矛盾，并相安相存。3.关系极为紧张，属于“矛盾冲突”型的（约占10％）。即：雇主打骂虐待保姆，造成人身伤害的；雇主“看不惯”保姆，百般挑剔、苛刻，使其无所适从并无法相处，终于闹到“炒人”或“辞工”的。[4](P36－43) 总体上看，和谐关系占到了90％，也就是说，家政服务中雇佣关系的总体趋势仍然是平衡稳定的。不过，必须看到，家政业“平稳”大局的基础更多地来自于家政女工，来自她们在这个地位低下、薪酬微薄、不受尊重、忍受委屈、并负出艰难辛苦的劳动岗位上的牺牲。

　　迄今为止，中国的家政业仍然是一个让从业者感到困难重重的行业。家政从业者、特别是住家保姆，难免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这样一些问题：1.非正规就业的权益保障缺失问题。家政业一直没能形成产业化的成熟市场，多数企业仅为“中介”性质，行业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底端，从业者基本上为非正规就业。除了收入低、劳动环境差、待遇劣之外，不受劳动法保护、没有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差也是其行业特点。2.特殊工作场所的问题。家政服务必须在雇主的家中进行，从业者（特别是住家保姆）因此也被隔离在雇主私人化的家庭空间之内，并在这个没有亲友及同阶层工友的环境中遭遇一系列的不适应——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规则、关系和秩序的不适应——“24小时全方位身处异质文化之中”的不适应。3.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重叠的问题。由于家务劳动自身具有的弹性特点，再加上住家保姆的工作场所就是生活场所，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难以确定界线，造成了工作时间挤占休息时间、超时工作没有报酬、节假日加班无薪金和加班工资等侵占劳动者权益的现象。4.住家保姆的食宿待遇问题。由于住家保姆需要雇主为其提供食宿，而食宿供给从来没有规范的市场标准，通常出现的问题分别为：1）并非所有的保姆都能使用单独的房间，一些空间逼仄的家庭，只好将保姆安排在客厅、阳台、过厅及走廊上，并长期在沙发、床垫等“临时”卧具上休息，24小时无“私密”空间压力已经造成了一些人心理方面的“亚健康”；2）虽然多数雇主与保姆同桌用餐，基本上不限定吃什么和吃多少，然而，也有雇主让保姆单独用餐，并限定食量，只让吃便宜的以及剩饭菜，有保姆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还有人因不适应南北方饮食差异而饱受指责和挖苦。5.日常生活中的限制、控制问题。有雇主不许保姆看电视，使用电话和洗衣机，并限制夏季洗浴；多数雇主不许保姆与邻居往来、与其他保姆联系及接待亲友；还有一些雇主禁止未婚保姆与异性交往，禁止已婚者的配偶来探访或留宿。6.受到雇主及其家庭成员歧视的问题。一些雇主不能平等礼貌地待人，责备保姆的穿着、动作、口音，用羞辱性的语言谈论她们以往的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农民身份和学历背景。7.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问题。有雇主随意翻查保姆的私人物品，盘问其对象、亲友的情况，并将搜得的“隐私”作为扣薪撵人的把柄。8.受到责备、辱骂，甚至挨打的问题。虽然多数雇主能够友善地对待保姆，但是，仍有雇主习惯于“责备”、“训斥”与辱骂，更糟糕的是，迄今时有暴力事件发生。种种“陋习”，已经造成了从业者与准从业者的紧张、惶恐和压抑。9.社会歧视的问题。社会评价体系用“文化程度”的理由将低学历的农村女性归并于“低素质人群”，城市中那些无人问津的劳动岗位也成了对“她们”的“恩赐”。社会很少倾听劳动力市场底端的保姆们的心声，既不过问劳动用工制度中存在的排挤，也不干预劳动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低文化”、“低技能”、“低素质”成为特定标签，遮蔽了她们的公民权益被搁置、侵害的现实。10.不利于个人发展的问题。家务劳动耗时费力，经常挤占住家保姆的私人时间，使其没有足够的精力继续学习和深造；家务劳动将住家保姆“锁定”在狭窄的私人空间里，使其社会参与及人际交往大受局限。[5] 上述诸问题正不同程度地困扰着进城家政女工。进城家政女工已经为中国的近千万城镇女性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使他们卸下沉重的家务负担，赢得了享受生活的闲暇时间。然而，城市在享受家政服务的同时，并未真正看重家务劳动的价值，家政工作仍然被社会当成是廉价的、地位低下的和女性化的，由此也导致了一些雇主在处理与家政女工的关系时，传统等级意识的再度抬头。